甘肃省博物馆藏宋代定窑刻花白釉洗,定西市漳县徐家坪汪世显家族墓出土。通体施白釉,内底刻折枝菊花纹。器底中间竖刻“复古殿”三字,右侧刻一“冬”字。复古殿为南宋临安大内苑后殿之一,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(1158年)建成。带有“复古殿”刻款的定窑器物,应为复古殿之中皇帝使用和陈设的用具。
汪世显家族十分喜爱收藏图书文物,至元四年(1267年),汪惟正在总帅府东南修建了一座藏书楼,名为“万卷楼”,并请人写了《万卷楼记》。楼内除收藏有两万多卷书籍外,还陈列有琴、剑、鼎、砚等稀世珍宝。这件定窑刻花白釉洗,当为南宋复古殿所藏旧器,元代由巩昌汪氏家族成员收藏并随葬于墓中。
宋•定窑刻花白釉洗
(甘肃省博物馆藏)
菊花最初起源于中国,原始菊花在我国分布广泛。最初,人们把菊花作为秋天的物候特征,《礼记•月令》载:“季秋之月,菊有黄花。”这是把野菊的花期与深秋季节联系起来的物候学上的最早记载,是菊花最初的文化内涵。正因为菊花与春花不同,盛开在百花凋零的深秋,使人联想起不畏风霜、坚贞不屈、崇尚气节、淡泊清雅、甘于奉献、不求索取等美好的道德品质,赋予菊花以人格品质。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使菊花成为人们赞赏的对象,并以之为楷模,明代时,菊花更是与梅、兰、竹一起被称为“四君子”。
菊花在屈原的笔下第一次走进了文学,具有了人文精神,成为高洁美好人格的象征。屈原在《离骚》中写道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,夕餐秋菊之落英。”菊花以其清香与兰花一样,成为屈原表明自己高洁品质的象征。菊花独荣于深秋,傲霜凌寒、枯而不落的生物属性与屈原坚持理想、不向恶势力妥协的人格精神具有相类的特点。屈原笔下的菊花有了刚正不阿、坚持节操、不趋炎附势的君子品格。这种品格成为中国古代士大夫毕生追求的人格内涵,深深影响了后世文人。
中国的菊文化与陶渊明是分不开的,“自有渊明始有菊”,自陶渊明起菊花有了灵魂。《晋书•陶潜传》记载,东晋时期,陶渊明担任彭泽县令,郡里派督邮前来巡查,下属提醒他需穿戴整齐、恭恭敬敬去迎接。陶渊明感慨道:“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,拳拳事乡里小人邪!”意思是自己不愿为了微薄的俸禄,向庸俗的权贵卑躬屈膝,随后便辞官归隐,从此躬耕田园,过上了淡泊自守的生活。陶渊明将菊花作为观赏植物栽植于庭院,留下了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千古名句。菊花开于暮秋,耐寒傲霜,不与群芳争艳的节气与诗人的境遇及品行重合到了一起。诗人借菊花来表达自己不与时人同流合污的品质和超然独立的节操,此后文人常将陶渊明与菊花并提。
宋末诗人、画家郑思肖(1241-1318年),作《画菊》诗:“花开不并百花丛,独立疏篱趣未穷。宁可枝头抱香死,何曾吹落北风中。”菊花即便枯萎,也会紧抱枝头、保留芬芳。诗人以菊自比,表明自己宁可坚守气节、以身殉国,也绝不屈服的决心,将爱国情怀与坚定的民族气节熔铸于诗中。文天祥被俘后押解北上或囚禁期间,所作《重阳》诗中有“落叶何心定流水,黄花无主更西风”一句,诗中的“黄花”即菊花,借菊明志,抒发家国之痛与不随降臣屈膝、拒向强权低头,坚守气节的决心。
古典诗词中,菊花是“守节不屈”的象征,近代革命家的诗作中,菊花的斗争精神升华为“主动抗争”,表现在逆境中坚守初心、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。毛泽东1929年10月所作《采桑子•重阳》里的一句“战地黄花分外香”,把菊花置于战火硝烟中,让其成为革命乐观主义的象征——历经战火洗礼的菊花愈发芬芳,喻示正义之战终将冲破黑暗,凸显革命必胜的信念与豪迈胸襟。陈毅《秋菊》诗:“秋菊能傲霜,风霜重重恶。本性能耐寒,风霜其奈何?”以菊花耐寒傲立的本性,对抗反动势力与革命险阻的“风霜”,彰显革命者百折不挠、抗争到底的意志。
中国人爱菊、养菊、食菊、饮菊、咏菊、画菊,赋予菊花君子的品格。菊之风骨,正是廉洁之魂——不为外物所动,不为名利所惑,守一方心田澄澈,护一身正气凛然。(李慧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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