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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老院里的法槌声 | 裁判的背后

时间：2023-10-31 来源：上海政法综治网 作者：佚名

　　“我躺在床上，没有能力到庭，随便你们怎么处理！”电话那头的咆哮声中夹杂着愤怒，说完便挂断了电话。是什么让一位82岁高龄的老人如此愤怒？故事还得从一套房子说起。

　　两代人六十年的家庭矛盾

　　这是一件所有权纠纷，大李和老李是父子关系，原来有一套房屋登记在大李、老李和大李母亲三人名下，后来这套房屋卖了450万元。在大李母亲去世后，属于母亲的售房款已经协议分割完毕，剩余款项均在老李处。

　　这套房屋出售后，老李无处居住，便住进了敬老院，敬老院所需费用便来自这售房所得。大李觉得自己在房屋中也有份额，这售房款也应有自己的一份，与老李协商无果后一纸诉状把父亲告到了法院。

　　初见此案，我做了初步研判“案件事实清晰，法律关系明确，应该很快便能结案”。然而深入阅卷之后，我发现这个看似简单的案子，除了财产，还夹杂着两代人长达六十年的家庭矛盾及感情因素，看来还有很多“关卡”需要解锁。

　　横跨上海的送达和释法

　　立案不久，我就遇到了第一个“关卡”--送达。

　　经询问大李得知，老李住在一所上海远郊的敬老院里，考虑到老李已经年近九旬，在没有代理律师的情况下，电子送达估计很难成功，于是我果断安排了邮寄送达，然而结果却是传票被退回。

　　无奈之下，我拨通了老李的电话，紧接着便发生了开头的一幕，老李咆哮着怒吼：“我躺在床上，没有能力到庭，随便你们怎么处理！”显然，老李对我们的材料送达产生了抵触情绪。

　　如何让当事人理解程序性权利的价值和意义，让送达顺利进行，是我急需解决的问题。

　　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我辗转联系到了敬老院的院长，想委托他帮忙送达诉讼材料。尽管院长十分配合，但在老李的坚持下，院长也表示无奈，眼看这第二条送达路又被切断了。

　　几经辗转我们又得知，老人还有两个女儿，目前都已移居海外，但好在都留有联系方式。我试着往其中一个地址送达了一次，居然真有人签收了！这让我喜出望外，因为这样不但诉讼材料可以转交，还可以多一个代理人，庭审就能顺畅地展开了。

　　但是没几日，材料还是被退了回来，眼看着邮寄送达的最后一丝希望也几近破灭。看来只有上门送达一条路了。

　　我提前和院长沟通好时间，按时来到敬老院，护工用轮椅将老李推了出来，老李看到我们情绪立刻激动起来，滔滔不绝地开始向我倾诉：从初到上海工作讲到妻子病重离世，从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英勇无畏讲到省吃俭用送子女出国读书……

　　我这才知道，老李是一名抗美援朝的退伍军人。我没有打断他，对于此刻的老李，倾听比表达更重要。

　　不知不觉太阳已落山，老李还是义愤难平。虽然肚子饿得咕咕叫，但我理解老李的心情。许多当事人，特别是老年人，一辈子没有到过法院，突然变成被告，一时间确实难以接受。这时候就需要法官耐心一点，安静一点，情绪的问题解决了，法律的问题往往就水到渠成了。

　　我把有关家事的法律规定和法治精神，慢慢地解释给老李听。在一次次的沟通中，老李的情绪也逐渐缓和，法律的权威也在这位老人的心中慢慢树立。最终，老李同意参加庭审。

　　敬老院里的巡回庭审

　　在闯过送达传票的“关卡”后，我开始思考，根据老人目前的身体状况，要如何选择开庭地点和人员，才能让庭审顺利进行。

　　我向敬老院表达了采用巡回庭审的方式将庭审搬到敬老院的想法，敬老院院长表示十分赞同，并安排了会议室供开庭使用。

　　同时我考虑到，老人已经年逾古稀，精力上是否能够支撑整个庭审、思路能否有序理性表达都是问题，如果能够让老人的女儿作为诉讼代理人，更有利于庭审的高效流畅，也最有利于老人的身体。

　　电话沟通后，其中一个女儿表示为了父亲的利益，愿意回国参加庭审，同时也会劝说另外一个女儿回国，并且表示要帮父亲聘请律师代理参加诉讼。听到这里，我长舒了一口气，这对老人和庭审来说无疑是最理想的情况。

　　然而，开庭前两天，老李的女儿突然来电：“法官，我们不打算做代理人了，父亲说这是他自己的事情，不要我们插手，我们姐妹也商量过了，掺和进来对我们也不好，而且我也要做手术，没有时间参加。”

　　“是不是可以采用远程开庭的方式参加庭审呢，你们在场对老人来说也是一个心理上的安慰和情绪上的支撑啊。”虽然有点错愕，但我想努力一次。

　　对方态度很坚决，“我们不参加，也不会到庭旁听！”随即挂断了电话，看来法律援助的事情也无从谈起了，这让我的情绪降到了冰点。

　　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，经过前期充足的准备，在敬老院里的庭审如期开庭，老人的精神状态明显大不如前，敬老院院长解释说，他临近开庭的几天寝食难安。

　　然而令人欣喜的是，庭审当天，老人的两个女儿都来到了现场！“不好意思，上次跟您通话态度不好，请您原谅。我和姐姐思虑再三，认为您讲得有道理，为了父亲的身体，我们愿意到庭来旁听。”

　　为了防止老人情绪波动，我们破例让护理人员陪伴在侧。庭审进行到一半时，眼看老人的精神明显不在状态，我立刻宣布休庭，让护理人员陪伴老人到外面休息，同时跟老人的女儿协商委托代理人事宜。经过耐心释法，老人同意女儿作为代理人参加诉讼，自己则在护工陪护下回病房休息。

　　病房里的敬礼

　　休庭间隙，我从亲情入手，做起了原告大李的思想工作：“无论到什么时候，亲情永远是无法割舍的。老李一辈子确实不容易，把三个子女抚养长大，送出国读书，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好了，也到了回馈的时候了。况且老李把房子卖掉，用以房养老的方式住在敬老院里，其实也是为了减轻子女的赡养负担。考虑到这些，你是否愿意调解呢？”

　　大李思虑再三，最终向我点了头：“法官，我同意调解，我愿意将房屋售房款中属于我的部分作为父亲的养老费用！”

　　如此，庭审终于得以顺利完成。

　　最终，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。当我手持调解协议来到老李病房签字时，一直坐在轮椅中的老李挣扎着站了起来，对我行了一个军礼，随即骄傲地提起了当年朝鲜战场上的经历，“我已经50年没有行军礼了，房法官，这个敬礼献给你！”

　　返程途中，华灯初上，我不禁想起来了敬老院里的庭审和病房里的敬礼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希望这次开庭是一次破冰之旅，两代人能够充分沟通，早日放下心中芥蒂，毕竟沟通才能融化壁垒，真心才能换取真情。

　　而我有幸在这趟破冰旅程中加了一些温度，提了一些速度，是我作为法官莫大的幸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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