节假日上岗,是全国公安的常态,也因此有了“群众过节、警察站岗”的说法。
入警后的第一个中秋节晚上,我和师父接到一起警情:一名胳膊比我腿还粗的壮汉,正在路边对着空气挥舞菜刀……
当务之急是将男子缴械,防止他伤及无辜。师父塞给我一把钢叉,又给我套上头盔和防弹衣,自己却只系了条警用腰带。我拿着钢叉,横穿马路向壮汉走去。说实话那时候的我很紧张,还没等我出击,壮汉已高举菜刀,向我冲了过来。就在那个瞬间,师父从一旁冲出,将壮汉扑倒在绿化带里,双手死死攥住对方持刀的手。再下一秒,众人和我扑了上去,终于制伏了壮汉。
事后,我和师父坐在马路边直喘粗气,头发上还黏着碎草叶。师父打趣道,“那个家伙喊妈妈,喊得我都想家了。”
收工回到队里,值班室的桌上多了两个保温桶,一桶酸菜汤,一桶酸菜饺子,干湿分离,色香味俱佳。师父说这是他爱人送来的,大概是没看到师父,就悄悄搁桌上了。师父说师母是东北人,好酸口,即便嫁到安徽十多年,口味也一直没变。
那是我第一次吃酸汤饺子。第一口吃下去,酸味直冲天灵盖,然后慢慢在口腔里洇开,仿佛瞬间打通全身血脉关节,直抵神经末梢,相当舒坦。从那以后,我渐渐习惯了节假日值班,而师母送来的酸菜饺子,仿佛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团圆仪式。我想,酸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滋味,它伴随着酸甜、酸辣,也夹杂着酸楚……正如这些年来,我和师父在办理一起起警情案件中,所品尝到的那些悲欢离合。
又一年中秋夜,我和师父远赴浙江沿海的一座小渔村,抓捕一名藏匿在那里的命案在逃人员。逃亡20年间,他有了新的身份,娶妻生子,平时出海打鱼,只在传统佳节上岸与妻儿团聚。
一直等到他家的团圆饭吃完后,我和师父才走进他家。我喊了一声那名在逃人员的名字,他说我们找错人了。师父换上老家口音,喊出他的小名,说他的父母还等他回家。那名在逃人员愣了片刻,最后哭了。
当警车驶出渔村,一轮满月正低悬在寂静无垠的海面上。那名在逃人员说,每次出海打鱼,都有种漂泊无依的感觉。可当他回到岸上,又会不安失眠,怕警察随时找上门来。他又说,他对不起老婆孩子,更对不起年迈的父母。师父平静地说:“你最对不起的,是被害人和他的家人,你得先顾这一头。”那名在逃人员点点头,望向窗外。窗外,无数孔明灯从沿海鳞次栉比的自建屋顶升起,高高低低,如暗夜微光,为这人间平添了些许暖意。
后来,师父升了职,工作越来越忙。家里的事就全落在了师母身上。即便如此,师母还是坚持逢年过节给单位送酸菜饺子,还让大家监督师父少抽烟,少熬夜,按时吃饭,控制好血压血脂。大家一边发誓要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,一边又因工作繁忙少不了熬夜加班。
大伙儿没想到的是,最先倒下的会是师母。
一个冬夜,师母突发脑干出血,送到医院时人已病危。接到噩耗后,我和同事立刻赶往医院,路上想了许多安慰的话。可到了重症监护室外,话还没说出口,师父就已抱头痛哭。
经过抢救,师母的脑干出血虽然控制住了,但人一直在重度昏迷,连呼吸也要靠机器维持。最后,师父请了假,护送师母去上海大医院救治。
师父暂时离开的日子,在分局的支持下,单位里修了小菜园,种上了瓜果蔬菜,还新建了练兵角。大家一边自发加强体能锻炼,一边期待菜园开花结果,期待一切都会有一个好结果——虽然嘴上没提,但我们确实都从师母的变故中学到了些什么。
师父是在第二年夏天回来的。当我在值班室看到已是头发半白的师父,鼻子忍不住发酸。原来经过治疗,师母已经醒来,但依然高位瘫痪,意识模糊。师父将师母安排在单位附近的一家医院做康复治疗,还请了位护工日夜照料,自己也可以工作和妻子两头兼顾着。
因为离得近,大家经常到医院看望师母,送去菜园里结的黄瓜西红柿,也帮着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。卧床半年,师母身子沉了不少。从轮椅往床上搬的时候,师父和护工合力都不够,我就上前搭把手。安顿好师母,我和师父都叉着腰直喘粗气。喘了一阵,师父问我记不记得当年他和我一起制伏的那个壮汉。我说记得。师父笑着叹气,“岁月不饶人啊。”我说:“有大家在呢。”师父点了点头,说:“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。”
一切确实在向好。慢慢的,师母从混沌中苏醒过来。虽然还不能说话,但能通过眨眼对外界刺激做出回应。医生说要对她多说话,有助于她恢复意识。于是,大伙儿将各种消息,不管是过去的,还是现在的,都说给病床上的师母听。
又一个中秋晚上,我不值班,抱着儿子出门遛弯,不自觉又走到了医院。师父不在,病房里只有师母和护工大姐。我抱着儿子来到师母床前,给她介绍。师母看着我,眼珠没有转动。停顿片刻,我说:“师母,我想吃您做的酸汤水饺了。”这时,师母眨了眨眼,那些逝去的日子,仿佛又有了光彩。
离开医院,我还是掉了几滴眼泪。这眼泪是咸的,也是苦的。但除此之外,还有甜的,辣的,酸的,涩的……还有团聚与离别,悲伤与喜悦……个中滋味,其中道理,当我们认真活过,就一定能感受得到。
(作者单位: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八公山分局)